臺灣觀點 - 兩岸外交

中共二十大後之政經情勢發展及兩岸、國際關係新常態

作者: 吳榮泉大使(財團法人國策研究院文教基金會資深顧問)

 12-26-2022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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中共二十大後之政經情勢發展及兩岸、國際關係新常態
吳榮泉大使(財團法人國策研究院文教基金會資深顧問)
根據本院辦理相關座談會所作之摘要及整理
 
壹、前言
國際社會特別矚目的中共二十大甫落幕,中共在面臨國內外各項嚴峻挑戰,無論在國際情勢、區域安全、或國內政經發展均處於關鍵時刻,必須在本次會議決定方向並制訂相關政策應對,並梳理本年中六中全會、政治局會議、北戴河會議、以及七中全會所通過的各決議與共識,涉及黨章修改,國內和涉外重大政策,高層人事更動,以及施政的理論依據和思想路線。二十大正式確立習近平在黨中央及全黨核心地位,以及確立習近平新時代社會主義思想的指導地位,展現中共高層權力結構的新態貌。
 
中共在一九七八年十二月十一大三中全會中對文革作出結論,結束毛澤東極左思想路線,將毛極左路線扭轉成改革開放路線,四十四年後,習近平在二十大又主導轉回新版左派路線,扭轉國際社會過去對中國所熟悉的印象,二十大正式將習近平新時代社會主義思想寫進黨綱,開啟今後中國發展迴轉方向,預期「二十一世紀」新版的毛澤東思想極左路線對中共政權及兩岸關係將造成深遠影響。
 
二十大人事布局中未指定接班人,打破七上八下等各項高層人事慣例,忽視施政績效,完全排除團派等異己,以對習個人忠誠度為主要考量,大量任命親信。雖習充分展現個人意志總攬實權,但將來對內仍難以應對經濟等各方面的挑戰,對外將繼續與西方世界為敵,擴大美中關係的鴻溝,為國際、區域及兩岸的和平與穩定投下變數。
 
 
貳、二十大政治報告意涵及政策走向
一、確立國家總體戰略政策路線:
開會情形:為數兩千兩百五十六位代表參加的中國共產黨第二十屆黨代表大會從十月十六日召開,直至二十二日結束,習近平以「高舉中國特色社會主義偉大旗幟,為全面建設社會主義現代化國家而團結奮鬥」為題作政治報告,總結過去五年的執政成績和未來十年的大政方針,內容包括馬克思主義中國化、中共的新使命任務、經濟層面的新發展格局、科教興國、依法治國、文化自信、民生福祉、綠色發展、國家安全、國防和軍隊現代化、祖國統一、人類命運共同體及從嚴治黨等各項重要議題。
 
修憲內容:二十大會中修憲通過「兩個確立」,分別是確立習近平為中共黨中央的核心與新時代中國特色社會主義思想的指導地位;另兩個維護為擁護習近平的核心地位與堅決維護中央權威和集中統一領導。習近平新時代中國特色社會主義思想升級為「指導地位』」,習等於黨中央,也等於中國共產黨,習思想等於馬克思主義。政策路線不提「社會主義初級階段」,改為「全面建成社會主義現代化強國」,總體戰略則分二兩階段,分別是到2035年基本實現社會主義現在化;及到2050把中國建富強民主文明和諧美麗的社會主義現代化強國。習近平新時代中國特色社會主義思想的路線已經很少提「改革開放」字言,而以「全面深化改革」取代,中國社會主義初級階段消失也代表改革開放路線的結束。
 
思想路線改變:中共「二十大」及「一中全會」出現一些重大偏離常識研判的結果,可謂中共自1978年十一屆三中全會後最重要的會議,否定鄧小平開啟的改革開放路線,轉回毛澤東思想左傾路線。未來的高層權力結構在隨後召開的「一中全會」後已完全拍板定案,建立習近平式獨裁,往蘇聯史達林極權體制方向前進,經由領導人政治報告,黨章修改,及決議等形式,已經確定未來重要政策走向,以及指導政策的思想路線,在權力金字塔頂層只有習近平一個人。
 
為何「二十大」召開的結果會是基本上反映習近平的個人行事風格與思想方向?至少有下列五個主要的因素:
- 習近平第二任期內幾乎完全掌握武力及強制力;
- 透過中組部及黨校系統,掌握中共組織部門及相關人事任免權;
- 掌控中央政法及公安系統;
- 控制以中宣部為主的言論、思想及宣傳機器;及
- 將內外重大政策集中在若干由習主持的功能性各中央工作委員會或小組。
 
由高層權力人事結構和路線及政策可看出,基本上鄧小平的改革開放及集體領導體制運作方式,在二十大之後幾乎算是初步告一段落,接下來是名正言順的獨裁極權政治及左傾的習近平新時代中國特色社會主義路線方針。中國將延續近年來陸續已經出現的變化,繼續強化極權控制,不排除出現所謂毛澤東極左路線的新時代版本。習在各領域都有忠心耿耿的部屬,專業及能力反而成為次要,決策者歷練不足,將來能否完成其歷史任務,頗值得觀察。
 
黨章修正內容:中共20大修改後的黨章全文;其中「兩個確立」未直接寫入黨章,但黨員義務篇章提到「兩個維護」,而全文提到中共總書記習近平共12次,篇幅大增,被認為是強化習近平的地位。增加「堅持把馬克思主義基本原理同中國具體實際相結合、同中華優秀傳統文化相結合」及「習近平新時代中國特色社會主義思想,是當代中國馬克思主義、21世紀馬克思主義,是中華文化和中國精神的時代精華」於「推動中國特色社會主義進入了新時代」後,擴充「實現第一個百年奮鬥目標,開啟實現第二個百年奮鬥目標新征程。」
 
二、經濟發展置於國家安全之後
經濟發展階段論:中共在十九大後不斷強調經濟發展「兩階段論」:第一階段從2020到2035年,基本上實現社會主義現代化及第二階段從2035到本世紀中葉,建設成社會主義現代化強國,亦即習過去兩任以全面建成小康社會作為其執政成績,未來五年甚至以後勢必以「實現社會主義現代化」作為執政的號召。習過去論述的社會主義現代化經濟路線的有三大重點,分別為防止資本無限制擴張、深化改革、及共同富裕等,三者之間看似矛盾且路線衝突,但習以「兩個不能否定」論,建構了一條既可避免因約束資本而被改革開放派批評,又可避免因向資本主義靠攏而遭毛派反對的路線。
 
經濟戰略與政策路線:習近平在報告中提到:「要堅持以推動高品質發展為主題,把實施擴大內需戰略同深化供給側結構性改革有機結合起來,增強國內大循環內生動力和可靠性,提升國際循環品質和水平,」也提到「著力提升產業鏈供應鏈韌性和安全水平」,顯示2020年時提出以內循環為主的雙循環經濟發展戰略,將會是指導中國未來的經濟戰略。此外,在經濟體制上,也提出要「鞏固發展公有制經濟,對非公有制經濟則是鼓勵、支持與引導」。此以公有經濟為先(國營企業),非公有經濟(私人企業)為輔,市場主要是在資源配置上扮演角色的三分法,過去雖然已有些蛛絲馬跡,但未來應該會是習近平的經濟策略想像。除意味著中國與市場經濟的距離會越離越遠外,也代表外來資本對中國的重要性將持續降低。
 
經濟發展未能實現社會承諾:中國雖然因為改革開放達致過去三十年來經濟高速發展,卻也造成沿海跟內陸發展不均,中共未能實現對農民工的「社會承諾」,就形成一股民怨,對「改革開放」產生的信心危機,習近平上台推動的「三農問題」、「脫貧攻堅」、及「共同富裕」,即在回應這股民怨。習所奉行之「極權主義」是一種「非經濟社會」,不像資本主義以「工作表現」來判定一個人的社會價值,而極權主義的社會價值就是「犧牲」。習近平提出「共同富裕」、「中國夢」、「全球發展倡議」之類的願景,就是想重新提出一個遠大的「社會承諾」來召喚中國人民的犧牲精神。
 
雙循環經濟:習近平將脫貧攻堅列為過去十年三大成績之一,宣示中國經濟「新發展理念」:自力自強、雙循環、及共同富裕;強調中國式的現代化,以自給自足、國家安全和共同繁榮為基礎,認定這樣的經濟方式將更符合黨的長期發展目標。渠提出中國製造2025,希望科技技術更上一層樓,提出雙循環,國內市場內循環加上一帶一路的外循環,盼能夠對抗美國的貿易戰並跨過中等收入陷阱。另強調對抗美國的貿易戰與科技戰,中國必須自主創新,堅持打贏關鍵核心技術攻堅戰,並提升國家安全層次。民主國家的科技創新大多是由市場主導或由下而上,但習近平相信國家力量,相信由上而下能打造創新。
 
習另要求堅持「以國內大循環為主體、國內國際雙迴圈相互促進」,內循環指的是中國國內市場的潛力,而外循環指的是國際市場,這個說法是反轉了鄧小平1990年代的「國際大循環」的戰略,認定國內市場可以驅動自給自足的經濟成長。另宣告下一步將帶領人民走向「共同富裕」,並首度提出「規範財富累積制度」,堅持按勞分配為主體、多種分配方式並存,建構初次分配(工資)、再次分配(稅收與社福)、第三次分配(強迫樂捐)協調配套的制度體系。
 
經濟轉向安全因素:二十大改變的不只是政治權力結構,還有中國未來發展路線及中國與世界的貿易規則,同時也宣告40多年來,骨子裡奉行資本主義的「中國特色社會主義」壽終正寢,取而代之的是以共同富裕、民族偉大復興、舉國體制為核心的「紅軍經濟學」。過去幾十年強調的經濟「成長」轉向為經濟「安全」,除主管貿易及對外投資的副總理胡春華未能進入政治局常委外,包括總理李克強在內的目前中國主管經濟的高層官員幾乎被全遭替換,副總理兼國務院金融穩定發展委員會主任劉鶴,中國人民銀行行長易綱和中共銀行保險監督管理委員會主席郭樹清等目前中國最主要的經濟政策執行高層官員都將退出領導階層。二十大打破了中共延續幾十年的諸多慣例,預示自鄧小平以來的以經濟工作為中心的基本國策就此結束,新時代的戰略重心將更注重國家安全。
 
 各項經濟問題:中共二十大之所以受到各國及國際社會特別的重視,緣以值此中共面臨國內外各項嚴峻形勢非常時期,無論在國際情勢區域安全及國內政經發展均處於關鍵時刻,尤其面臨內部因清零政策及經濟疲弱所產生各層面負面影響,加以房地產泡沫化、國債高築、年輕人高失業率及未來經濟發展方向等議題,必須在本次會議決定方向並制訂相關政策處理。換言之,中共即將面臨包含「龐大的金融債務風險」、「推動經濟成長的作為不明確」、「人口紅利減少與人口結構老化」,及「中共更多的介入民營企業」等四大經濟挑戰。
 
 經濟發展前景:中共在雙循環政策上變本加厲,企圖將國家資源引導到可以提升中國經濟技術水平的行業,使中國成為全球經濟中能夠主導高新技術產業,此與GDP成長最大化無關,而是以確保中國的經濟實力和財富來鞏固和推進中國的戰略目標有關。中國現在要確保在跟美國的競爭中佔據優勢,中國不再是追求一般性的經濟成長,而是將重點放在晶片、人工智慧、量子計算等前沿新興技術領域。美國大舉對中國採取貿易戰,進而衍生出高科技脫鉤,將中國排除在全球化供應鏈之外,導致資本外逃讓國內資金流動轉弱,同時讓中國金融市場趨於不穩定,這對全球經濟情勢也將帶來衝擊。
  
三、政治情勢發展:
習集中權力:習近平主政十年來以黨的集權體制應對國內外變局,不斷揮舞黨鞭改造黨機器進行集權,主要表現在下列四方面:1、建立並出任至少十五個以全域性中央決策議事協調機構負責人;2、建立五大黨組、政治局全體委員乃至於副國級以上全體黨與國家領導人向黨中央匯報工作與述職制度;3、藉著各種「巡視組」與「督導組」,改造中央與地方關係,以利進一步集權;及4、不斷以中央名義對黨員幹部頒發新規定。十年來對中國的黨國體制造成下列三大改變:分別是「權力集中於國家領導人習近平本身」、「權力集中於黨委,黨的權力擴張,政府決策權反受壓縮」、及「國家對社會政治控制增加」等。
 
 運用人脈剷除異己:習近平之所以能在十年之間剷除異己,大權獨攬邁向終身執政,其在不同階段建立累積人脈乃重要原因之一,其人脈橫跨沿海到內陸以及不同社會階層,包括幾個重要來源:紅二代、 陝西幫、省級領導層(河北、福建、浙江、上海)、 軍隊大院、清華校友(大學領導、海歸、智庫)、 秘書(秘書長、領導小組辦公室主任)以及央企總裁。習十年前接班時,中共面臨了非常嚴重的合法性危機,渠當時曾提出了幾個非常大膽的政策,包括打貪腐、精準扶貧、實施全面軍改、綠色低碳政策等應對,從薄熙來事件、令計劃、周永康事件等一系列大幅度的打擊貪腐,並以大規模資金投入扶貧,都讓習近平贏得普通老百姓的崇拜。此外,習近平第一時間有效控制新冠疫情,儘管現在仍有許多批評,但中國老百姓心中依然很多人稱讚抗疫政績。
 
 接班人議題:中國3000年朝代興替,接班問題向來是宮庭政治鬥爭的核心,中共接班人問題亦總是伴隨激烈權力鬥爭,導致政權危機。習在預備接班的5年中,親眼看著胡錦濤如何被江澤民的勢力包圍,故上台後不屑遵循鄧小平所定下的規矩,透過反腐打貪,及各種黨內小組與委員會的設立,集中權力於一身,實施獨裁體制。習近平要求政治局委員年末向習作書面述職,將自己凌駕於其他政治局常委之上,由二十大人事佈局觀之,習根本不想指定接班人,妄想終身執政。
 
 內政外交關鍵議題:儘管習近平主政十年來的內政和外交政策都對中國社會造成了嚴重的傷害,尤其是有關防疫的「強制清零」政策,民間更是怨聲載道,習今後仍要面臨三顆定時炸彈:其一是俄烏戰爭,如烏克蘭取得勝利,俄羅斯再次解體,中國的外交將陷入萬劫不復的困境;其二是防疫,中國恐怕是現在全世界唯一還在採取全面淸零政策的國家,一旦疫情失控,感染人數可能直線上升,造成醫療量能嚴重不足,進而發展成社會危機、經濟危機;其三台灣問題,如「台灣政策法」通過、實質上就等於美國給了台灣「準邦交國」的待遇。任何一顆炸掉,對中共政權來說,都將是一項沉重的打擊。
 
 
參、二十大人事佈局及其意涵
一、中央高層人事佈局:
政治局及常委會職權:中共黨章規定,成員二十幾名的中央政治局每年集會一次,在成員兩百人左右中央委員會閉會期間行使中央委員會職權,相當於民主國家的內閣,每月開會決定重大政治及經濟等決策,再交由中央委員會通過實施之;而中央政治局常務委員會成員必須具備中央委員身分,政治局常委由中央委員會全體會議選舉產生,而總書記為首要領導、雖黨章未單獨規範職權,但憲法規定政治局是最高黨和國家最高權力機構,傳統上是集體領導制,但習近平大幅度提升總書記的地位和提高總書記的權力,政治局常委會的決策權和重要性因此下降。
 
 未有接班人危機:政治局委員為中共未來領導班子搖籃,過去由每次政治局常委組成可推測五年後的接班人,另分析政治局委員組成或可推測十年後的接班人。中共領導人的政治繼承的慣例包括總書記與總理至少在10年前當選中央委員作為歷練、並在接任後續任一屆、及常委年齡「七上八下」的限制,故下一屆總書記必須在52歲前擔任中央委員,57歲前擔任常委。習近平從上(十九)屆即刻意不指定接班人,本屆政治局二十四位委員中,從年齡來看並沒有較年輕的潛在接班人,意味著習不但沒有打算在五年後退位,更可能終身執政。如渠擬續在21大延任,必然會產生最高領導人的意志與制度之間的矛盾,而此一矛盾在今後五年之間必會逐漸發酵,形成對於習的挑戰,且越接近2027年挑戰越嚴峻。另有可能習近平為避免過早指定接班人可能威脅他的統治權威,可能在晚年才決定接班人,但在中國政治體系下仍將會出現不穩定因素。
 
打破傳統人事慣例:中共政治運作一向隱秘,外界常以「派系」來形容參與權力鬥爭的不同勢力,如江澤民提拔在上海的僚屬的「上海幫」及共青團出身的高官,如胡錦濤、李克強、胡春華等「團派」,習近平主政十年來,「上海幫」和「團派」逐步退場。二十大中習在福建、浙江、上海任職的僚屬的「福建幫」、「之江新軍」、及「新上海幫」等獲得大幅度晉升,反觀李克強不尋常遭退休、胡春華遭降級,在在顯示中共目前已經沒有所有「派系」,只有習近平派,大權獨攬。另從中國權力結構而言,過去國務院總理並非由中共最高領導人指定,而是黨內協商和妥協結果,對高層權力有一定的平衡作用,而號稱中共第二號領導人的總理人選李強,在沒有中央工作經歷下獲得拔擢,被認為完全是習近平的欽定人選。
 
 技術官僚崛起並獲破格提拔:二十大獲任命的24名政治局委員中,除六名常委全是習的人馬外,其餘17名委員中有8人是習的僚屬,剩下9名中有5人出身科技領域官僚,例如馬興瑞領導中國航天集團,曾擔任火箭工程總指揮,習主政後轉入政壇成為新疆書記;另具核工業背景的李干傑也將在打造包括核戰略在內的軍事現代化過程中擔當重任。習曾提出「中國製造2025」,面對美國貿易戰和科技戰,晶片等高科技領域甚至面臨「脫鉤」挑戰,習大量提拔科技官僚們進入政治局,以擺脫西方技術封鎖,加強創新以走出中等收入陷阱。另擔任中宣部長的李書磊與軍委會副主席何衛東兩人連上一屆中央委員或候補委員都沒擔任過,卻獲習破格提拔至政治局委員,充分展現習的個人意志。目前省及技術官僚有不少在西方受過教育,學的有航太、人工智能、奈米科技、環境工程,甚至出身央企、大學研究單位,或是500強企業。除馬興瑞外,有浙江省委書記袁家軍(曾任航天科技集團副總裁)、湖南省委書記張慶偉(曾任中國商用飛機董事長)、遼寧書記張國清(曾任北方工業公司總裁)、及山西省長林武(出身湘鋼集團)等。
 
新任中央委員五名新秀:五名五十幾歲新任中央委員或候補委員被認為的是將來可能的接班團隊,第一位為53歲曾擔任中國人民銀行(央行)副行長,原北京市委副書記殷勇升任代理北京市長;第二位為54歲的習近平擔任浙江省委書記私人秘書,現任中央軍委辦公廳主任鍾紹軍中將,該機構直接向習近平彙報工作,是習近平在軍方的「幕僚長」;第三位為最年輕51歲具經濟背景的上海市委副書記諸葛宇杰;第四位為49歲,曾為當時最年輕的省委常委的雲南省政法委書記,現任昆明市委書記劉洪建;第五位則是52歲的郭寧寧,現任福建省副省長,她是中共為了提拔具有金融專業知識的官員而培養出來的人才,曾任中國農業銀行副行長。
 
二、政法及軍方人事佈局:
 情報首腦領軍中央政法系統:中國最關鍵情報機構國安部部長陳文清在二十大獲選為政治局委員,並接任中央政法委書記,成為國安部成立後首名進入政治局的情報首腦,陳由國安首長升任掌管全國包括公安、法院、檢察、國安(情報)及司法的政法系統,顯示習近平在第三任期對海內外反對勢力蠢動仍懷有高度戒心,故啟用情報首長以利全面掌控,在中共最高決策機構加入特務首長的角色。政法委副書記王小洪則由留任公安部長,出身「福建幫」的王小洪同樣是習近平親信嫡系續任,其強調「社會控管」與「政治安全」,以打擊敵對勢力、防範滲透顛覆活動為由,成為習近平鐵腕統治的主要打手。而國家安全部部長則由新任國安部長陳一新升任,陳出身習近平嫡系「之江新軍」,曾大力推動「網路鬥爭」,武漢新冠疫情爆發,獲欽點擔任「中央應對新型冠狀病毒感染肺炎疫情工作領導小組」指導組副組長,由習近平舊日部屬形成的政法系統「三把刀」全數就位。
 
 軍委會成員都是陸軍:六位軍委會委員均係陸軍,顯示習只看忠誠度,不考慮各軍種的平衡,原中央軍委會副主席張又俠留任、新任軍委副主席何衛東,以及新任聯合參謀部部長劉振立、新任國防部長李尚福、及政治工作部主任苗華與軍紀委張升民留任,不管在人選或職務分配方面均讓外界頗為震驚。緣以在中共的體制下,習近平雖兼任軍委會主席,但畢竟國家領導人不見得對軍事事務熟稔,因此在軍事決策與管理上會更加依賴兩位副軍委主席的襄助,這也彰顯一人之下萬人之上的第一軍委副主席是解放軍中最重要的職務。高齡72歲的張又俠意外留任軍委會副主席,除因具有軍二代的背景,曾參與過1979年的中越邊境戰,以及1984年在中越邊境的兩山戰役外,也是目前解放軍內為數不多具有實戰經驗的將領。與習關係方面,其父張宗遜上將與習近平父親習仲勛在陝甘寧的野戰集團軍共事過,奠定他在習近平體系中的地位。另渠曾與習近平共事,上一屆中央軍委副主席任內,充分展現對習近平的忠誠度,此均係渠高齡仍能續任原因。
 
 東部戰區將官受重用:軍委會第二副主委何衛東未曾擔任過中央軍委委員,直接破例三級跳獲得晉升,渠曾任南京軍區副參謀長、上海警備區司令員等職。2019年擔任東部戰區司令員,晉升上將軍銜,2022年調任至中央軍委聯合作戰指揮中心,一般認為渠為本年八月間對台軍演的主要策劃者,渠與續任的中央軍委委員苗華一樣,都在東部戰區歷練多年,兩人同被視為“台海幫”將領。解放軍東部戰區在戰略上面向太平洋,也是對台灣的主攻部隊,由於習近平於二十大工作報告中重申對台“不承諾放棄武力統一”,不禁引發外界對中共加劇武統台灣企圖的聯想。
 
 國防部長可能人選:四名軍事委員會委員中排名第一64歲的新科委員李尚福明年可望擔任國防部長,渠具「紅二代」背景,也是共軍現役正戰區級將領之中任職最久者,具有深厚的科研背景,長年在航太領域服務,負責導彈科技。渠於2107年接替張又俠出任中央軍委裝備發展部部長迄今,職責包括監督國防科技,並為中國軍方採購武器,顯示習近平第三任期加速科技建軍之意圖。依中共體制,國防部長並未具軍事用兵的作戰實權,主要是作為中國解放軍和中國國防部對外交流的代表,惟因渠與曾掌管解放軍採購業務的張又俠關係密切,外界認為日後將比即將卸任的國防部長魏鳳和更具有權力和影響力。李尚福2018年遭美國認定其主掌的中央軍委裝備發展部涉及與俄羅斯軍火商交易,遭列入制裁名單,當時曾引起中方強烈不滿,獲得晉升並將任國防部長,負責與美國軍事交流,頗有向美國「示威」之意。
 
 軍委及軍系中央委員背景分析:由其餘四名軍事委員會委員分別具警備、政戰及作戰經驗等背景分析,顯係習近平第三任期中將嚴密掌控政治思想,控制部隊內部安全及維穩防顛覆的考量。第二十屆中央委員會軍系委員名單中均列入戰區層級之陸、海、空、火箭軍、戰略支援部隊等五大軍種以及武警所有司令員,各戰區政委卻僅有西部戰區政委李鳳彪、中部戰區政委徐德清以及北部戰區政委劉青松進入中央委員會,因此預判東部戰區政委何平上將以及南部戰區政委王建武上將現職,未來將會有人事異動。中國共產黨自建黨以來,歷屆中央軍事領導機構都是黨內權力鬥爭必爭之地,經數十年後體制逐漸確定,軍事委員會成員與解放軍軍事高層領導相互結合架構,軍委成員依序由國防部長、聯合參謀部參謀長、政治工作部主任以及紀律檢查委員會書記擔任,但習近平主政以來開始進行變革,所有軍委均係以忠誠度為最高考量,且均係鷹派、鬥爭性高,能夠充分執行習個人意志。
 
 
肆、中共對外關係的走向
一、 國際大環境:
保守外交宣示:習近平在二十大開幕口頭報告針對對外關係內容較十九大報告更為保守與謹慎,強調『堅決反對一切型式的霸權主義和強權政治』,闡述中國堅持奉行獨立自主的和平外交政策,始終根據事實本身的是非曲直來決定自己的立場和政策,維護國際關係基本原則,維護國際公平正義,反對冷戰思維,反對干涉別國內政,及反對搞雙重標準等。十九大時意氣風發要成為一個負責任大國的口氣與內容,二十大報告中負責任大國不見了,顯然較為保守。
 
一帶一路瓶頸:習近平於 2013 年提出共建「絲綢之路經濟帶」和「21 世紀海上絲綢之路」的倡議(一帶一路),提供鉅額貸款給發展中國家進行基礎建設,企圖重繪世界經貿地圖,甚至取代美國成為全球貿易的主導者。據「路孚特」(Refinitiv)數據庫指出,迄今已有130多國與中國簽署了兩百多份「一帶一路」相關協議,進行超過2,600項相關專案,總價值高達3.7兆美元。中共宣稱此一斥資兆美元的「全球最大開發計畫」,執行近十年來由於財務不明及債務陷阱等負面因素,加以受新冠狀病毒疫情的影響,很可能成為中國重大海外債務危機引爆點。此外,一帶一路還面臨著來自歐美的競爭,上年美國領銜七國集團(G7)承諾將在5年內籌集6000億美元,為發展中國家所需的基礎設施提供資金,明顯乃與一帶一路競爭。
 
敵對的國際環境:2020年來自中國開始流行的新冠狀病毒疫情肆虐各國,造成各國生命財產慘重損失,國際間對中國隱匿疫情甚表反感。「七大工業國集團」(G7)外長與歐盟代表於本年八月間發布聯合聲明,關切中共升高臺海安全情勢的實彈演習與對臺經濟脅迫,呼籲北京切勿企圖以武力單方面改變區域現狀。近年來中共戰狼外交使中共政權成為國際社會麻煩製造者,西方主要國家人民普遍對中共不存好感。面對險惡的外在外交環境,中國的國際影響力不是朝著正面、正能量發展,而是輸出惡意影響力,感召力也在下降之中。二十大之後的中共外交,將更凸顯中共在全球治理體系和國際秩序變革,將重複十九大宣稱的「有自己特色的大國外交」角色,塑造成為「世界和平的建設者,全球發展的貢獻者,國際秩序的維護者」。二十大在歷經新冠肺炎疫情的「世界百年未有之大變局」之後,中國的外交挑戰遠遠超過十九大時期。
 
二、美中關係持續惡化
外交政策針對美國:由二十大政治報告的對外關係內容觀之,可看出美中關係是習近平思考的重點,雖文字上通篇未提美國,但很多地方都涉及或針對美國而來。報告內容反映其相對保守或求穩的態度,從對國際形勢「百年未有之大變局」的定性、強調涉外領域立法,到國家安全、國防強軍、兩岸關係等方面的表述,無一不涉及美國。中共欲取代美國所建立的國際秩序,現階段雖尚難以取代美國的國際領導地位,但要建立另一套的中國方案,與國際秩序共管國際社會,卻是北京未來努力的目標。美中關係已進入霸權國地位存續與挑戰,美國拜登政府上任以來積極聯合盟友節制中共的擴張與威脅,另方面中共試圖集結俄羅斯與其他發展中國家勢力,試圖牽制美國在國際社會的影響力及對中國的壓力。
 
 美國對中政策:美國於2022年10月公布《國家安全戰略》報告指出,中國是對美國最具影響力的挑戰來源,也是唯一具有經濟、外交、軍事與科技力量的競爭者,並有能力持續挑戰一個穩定與開放的國際制度。後冷戰時代已告結束,意味著美國不再是全球單一的霸權,美國最有效的安全戰略是,擴大團結同盟國家,建立最廣泛的志願者聯盟,透過與其他民主國家的「靈活變形的合作(transformative cooperation)」,例如北約、「澳英美三邊聯盟(AUKUS)」、「四方安全對話(Quad)」及、「五眼聯盟(Five Eyes)」等牽制中國,相較而言,中國除了俄羅斯之外,難以在印太地區獲得實質的援助。
 
 習兩任期內變化:在習近平執政的10年期間,美國經歷了三任總統,在這期間內美中關係不斷惡化,現在更是跌到了兩國建交以來的最低點。習近平的第一個任期內,雖然中國在人權、地緣政治等議題上與美國及亞洲鄰國時有衝突,但總體來說仍然較為平穩。經貿合作被認同為中美關係的「壓艙石」,兩國甚至在反貪腐、人權等議題上有所合作,基本保持了中國希望的「不衝突、不對抗」格局。2018年開始,川普總統主政期間美中爆發規模空前的貿易戰,離任之前對中採取「極限施壓」政策,拜登總統上任後雖然降低了抨擊中國的調門,但不僅延續川普對抗中國的所有政策,並聯合歐盟及日、韓等西方國家建立反中聯盟,年來由於中國在俄烏戰爭中的曖昧態度、加以月前裴洛西重議長訪台引發的台海危機等,都使得美中兩國關係陰雲密布。
 
美中關係展望:中共為達成「未來5年是全面建設社會主義現代化國家開局起步的關鍵時期」的目標,仍需穩定有利的國際環境與和平合作的中美關係,故希望與美國維持「相互尊重、和平共處、合作共贏」的關係,避免與美國經濟脫鉤、全面敵對或發生軍事衝突。中共雖然會繼續與美競爭、鬥爭;同時也強調「保持戰略定力」,避免與美經濟脫鉤、全面敵對或軍事衝突,故中美總體關係仍將維持「鬥而不破」局面,鬥中談,談中鬥。然而黑天鵝有時候會無預期地飛進來,擦槍走火情況不能排除。在中共新人事結構下,知美派王歧山、劉鶴及楊潔篪等均將離職,難以再扮演與美國溝通的角色,目前尚後繼無人,必須重新佈署對美工作團隊。
 
美對中半導體管制:中共二十大舉行前夕,拜登政府公布迄今最為嚴厲的針對中國的芯片技術和產品出口管制措施,未來美國企業除非獲得政府許可,否則必須停止向中國出口先進晶片和相關製造設備,也不得提供運用美國技術、在他國製造的先進晶片。中國對半導體的需求佔全球需求逾75%,2021年相關進口總額達5560億美元,逾九成半導體來自進口和在境內外資公司生產,近年來雖然已經投入數十億美元發展半導體產業,但以中芯國際為首的中國公司市佔率仍不到15%。中國晶片製造在技術上仍然落後台積電好幾年,美國最新出口限制措施拖慢了中芯國際急起直追的速度,因此中國距離半導體自給自足,還有很長的路要走。
 
 美中關係脫鉤與斷練:中國在國際舞台聲勢漸長,倏忽間「修昔底德陷阱」的考驗來到眼前,川普從2018年大陣仗祭出貿易戰,不僅阻攔中國追趕的決心,美方更將其形塑為「民主」與「威權」的二元價值對立格局。拜登上任後,進一步將兩強的對抗情勢推升,形成國際圍堵氛圍,中美政治脫鉤之路已無法回頭。而美中貿易戰的延長賽與升級版除了美國推動在半導體等科技產業與中國脫鉤,落實到軟體硬體與服務供應鏈對中國大陸的進一步「脫鉤」外,並將一路延燒到金融等新的領域,拜登一改川普的單邊主義為多邊主義,結合國際盟友漸成圍堵之勢,並主導成立印太戰略架構(IPEF),中美脫鉤正由經貿向政治層面擴散,兩個經濟強權檯面下「版塊碰撞」繼續發展,未來政治軍事地震仍將持續發生。
 
三、建構與西方國家對抗的架構
 建構新型國際關係:中共執行多年且於十九大曾進入黨章的「一帶一路」欲振乏力,信用幾乎破產,已產生各項負面效應,故此次政治報告未將其列入未來的經濟戰略或是對外作為的內容,反而強調將推動「全球發展倡議」(Global Development Initiative),與「全球安全倡議」(Global Security Initiative),顯示中共將「推動構建新型國際關係」,並更為重視與發展中國家關係。報告中指出,「秉持真實親誠理念和正確義利觀加強同發展中國家團結合作,維護發展中國家共同利益」,並強調要擴大金磚國家、上海合作發展組織的影響力,「增強新興市場國家和發展中國家在全球事務中的代表性和發言權。」以建構並主導與美國為首西方國家對抗的另一國際體系。
 
中共領導對抗西方:儘管二十大開會在即,習近平在新冠狀疫情兩年多來首度出國參加上海合作組織9月中旬在中亞哈薩克舉行的峰會,上合組織正式成員加上准成員國多達25個,約占世界人口二分之一,擴及歐亞大陸上主要的能源出口國與消費國。在俄羅斯需要緩解西方制裁的打擊、中國與美國關係正在急速惡化、印度已經在與俄羅斯的貿易中使用非美元貨幣,而伊朗由於西方制裁也陷入經濟孤立大環境下,中國顯然欲藉會議進一步鞏固對抗西方勢力。會中達成一項重大共識,同意在成員國間貿易增加本國貨幣的使用,逐步擴大本國貨幣在相互結算份額當中的比例,以加速「去美元化」。事實上中國還倡導成立上合組織立開發銀行,以仿效金磚國家開發銀行(BRICS Development Bank)的模式,從而減少匯率風險和美元融資的高成本。
   
伍、二十大後的兩岸關係
一、政治報告涉台內容解析
報告涉台內容:習近平在二十大政治報告涉台政策篇幅是「十六大」以來最少的不到600字,內容以解決台灣問題實現統一為黨的歷史任務及實現中華民族偉大復興的必然要求為總體方略;以牢牢把握主導權及主動權,以和平統一及一國兩制為基本方針;及以一個中國原則和『九二共識』」為原則;推進同台灣展開協商,推進統一進程,強調反對台獨與外部勢力並將兩者進行連結;及絕不承諾放棄使用武力,強調針對的是外部勢力干涉和極少數台獨分裂分子及其分裂活動,絕非針對廣大台灣同胞;另數次強調統一,不同於19大報告所提到的「6個不允許」等。顯現北京當局對於台灣問題從被動轉為主動,不再是看台灣當局有甚麼動作而作出反應,這也是中國大陸在實踐民族復興上的自信。無論從習近平的權力基礎、歷史使命、或幾行事風格等檢視其內容,其執行對台政策進程更值得高度關注。
 
黨綱修正統一進程:中共黨章原來就已載入「完成祖國統一大業」內容,二十大增載「堅決反對和遏制『台獨』」,反對台獨」是立場的聲明,而「遏制台獨」更是行動的表現;另亦載入「全面精準、堅定不移貫徹『一個國家、兩種制度』的方針」,等於也是宣告了「兩制台灣方案」,為指向的「統一後」治理藍圖,為「完成祖國統一大業」設定了更為具體的階段性目標。習近平的口頭報告雖省略「九二共識」,但也宣示要「牢牢把握兩岸關係主導權和主動權,堅定不移推進祖國統一大業」,事實上上年十一月六中全會通過「第三份歷史決議」已列入「推進祖國和平統一進程、完成祖國統一大業,是實現中華民族偉大復興的必然要求」,意即完成統一才能稱得上是「實現中華民族偉大復興」,那麼「推進祖國和平統一進程、完成祖國統一大業」當然就是「中心任務」之一。
 
 對台政策趨勢:中共於本年8月10日公布的《臺灣問題與新時代中國統一事業》白皮書吹響促統的號角,「二十大」後將進一步推動民主協商,探索「國家統一」與「兩制台灣方案」,不會因為我政府或主要政黨有無參與而停止或延宕其推動促統、促融的進程。未來中共在對台政策的策略將不再特別強調兩岸的互動與協商對話,而朝向寄望自身發展、自身實力、單邊作為、及單邊立法前進;其次是強化推動促統的力度與作為,統一不再是口號宣示,而是當作全黨的歷史任務,也明確把統一當作2049建國百年實現民族偉大復興的必然要求,為兩岸關係投下變數。
 
對台政策法律化:展望未來五年,北京雖不會期待兩岸能夠完成統一,但絕不會停留在口號宣示階段,而將具體推進統一的進程,將來可能透過全國人大進行立法,將對台政策法制化,以強化執行法律基礎。習近平第三任期內必然對台灣施加更大的要求統一的力度,此力度包括推動兩岸民間交流活動促進兩岸融合、和以軍事手段遏制台獨分裂及反對外國勢力干涉。另必然會積極強化武力準備,嚇阻美國等外部勢力介入,壓制台獨分裂活動。對中共領導階層辨證思維而言,武力是確保兩岸走向和平統一道路的必要手段,在沒有台獨和外部勢力干涉下,就可以藉由兩岸融合最終實現和平統一。
 
 兩岸政策決策圈:二十大後中央對台工作領導小組由中共總書記習近平、全國政協主席王滬寧、及中央外事辦主任王毅組成,王滬寧是歷年來來最懂台灣的常委,將主導並負責頂層設計的總體安全觀及反獨促統的理論體系,並以「新時代黨解決台灣問題的總體方略」政策為依據,至於打破「七上八下」慣例而入政治局的王毅將接任對台工作領導小組祕書長,未來不但將主導外交系統,也是對台政策之關鍵第三人。關於實際執行兩岸政策的國台辦人事,現任國台辦「一正三副」高層官員中,包括主任劉結一以及三名副主任陳元豐、龍明彪、潘賢掌都未列入20大中央委員會名單,明年兩會任期結束後可能大換血。習近平沒有保留任何國台辦的原班人馬乃極不尋常的舉動,談不上任何工作傳承和交接,極有可能習近平將有全新的對台政策思路,甚至將拋棄原有的主要思路;或者說即使再有新的國台辦人馬,也是未具有任何決策諮詢和建議的功能,對台政策將由習近平一個人說了算。
 
二、兩岸關係發展與前景
疫情影響兩岸國際支持:COVID-19重創了中國的國際關係,美國及歐盟等西方國家對中共隱匿疫情,放任數百萬中國人出國傳播病毒,致使各國付出相當代價,而這一切都算在中共頭上。為反制疫情的負面影響,中共外交言論近年來一改以往的被動保守,更趨對抗與主動,頻繁利用社交媒體推特發言,對台政策轉向打擊「境外勢力介入」而且越來越具攻擊性,遭國界社會稱為「戰狼外交」。反觀台灣疫情初期防疫有成,國內公民社會團體頻頻主動對遭受疫情重創國家施以援手,加上政府配合進行各項國際合作發展計畫,「Taiwan can help」大幅改善台灣的國際形象。由於疫情期間對台的實體統戰工作無法進行,加上中共堅持動態清零也限制自身資源與人力調度,對台工作逐漸仰賴宣傳、特別是假訊息攻勢,內容不外乎打擊民進黨政府防疫成果,例如針對陳時中與指揮中心決策投放負面情緒資訊、離間台灣與美日國際盟友關係,例如攻擊裴洛西訪台或投放反美訊息、以及利用社會爭議進行內部分化等,將來對台工作由搞統戰的汪洋移交給搞宣傳的王滬寧之後,必然會強化洗腦資訊戰。
 
兩岸關係發展:未來台海情勢發展的變數包括美中角力程度、2024年之後台灣政情發展,及中國內部情勢變化。台海未來將會有新的「東西對抗」,與過去冷戰時期的東西對抗不同,仍是制度之爭。台灣議題是未來美中鬥爭的焦點及可能的衝突因素,未來在中共加快統一作為及以軍事手段施壓台灣,或美國持續提升與台灣的政治及軍事關係情況下,美國與中共因台灣議題發生摩擦與衝突的可能性將急遽上升。不管是否中國未來五年就要對台使用武力,但未來五年一定會有更多對台施壓以及各種政治戰、心理戰、認知戰的作為。其實中國並不急著武統,但在東海、南海有軍事準備,台灣仍要小心應對。未來對台政策重點將是反外部勢力干預,而美中關係在台灣問題會有很多對立,且中國對台政策將會變得僵化,沒有轉圜餘地。習將繼續打擊所謂台獨頑固份子,除增加名單外,更將增加支持民進黨企業家,以弱化支持台獨勢力;及脅迫在陸台商作政治表態;及實施如送中等司法管轄等對台政策工具。
 
台海軍事新常態:中共正在台灣周邊建立「新常態」,破壞海峽中線、否認台灣海峽為國際水域,增加在台灣周邊的海空戰備警巡,軍艦抵近台灣的「鄰接區」,火箭彈發射至台海中線,飛彈試射到台灣東部海域,無人機進入金馬外島等。在習近平現階段並無武統意圖的前提下,中共必然加大軍事手段遏制台獨和外力干涉的力度,包括持續派出機艦越過海峽中線活動鞏固其所建立之台海新常態外,共軍機艦將更逼進台灣本島周邊海空域,且在外國高層政要訪台、或是美台進一步軍事合作時,製造更大規模海空圍台行動,不排除無人機或其它飛行器侵入我領空、或共艦阻撓我船艦對東沙島、太平島進行運補,以展現軍事遏制外力干涉和台獨分裂實力。這類「新常態」的軍事遏制力度會在達到爆發衝突臨界點前停止,但是由於兩岸海空軍兵力由於在台灣周邊海空域對峙的頻率更高、距離更近,爆發擦槍走火非意圖性衝突的可能性大為增加。
 
台灣問題國際化:中國幾十年來奉行鄧小平改革開放政策及韜光養晦策略逐漸經濟崛起,但習近平主政後開始進行政治軍事擴張,以「太平洋大到足以容納兩個大國」、「中國製造2025」及「東昇西降」等口號激起民族主義,為其終身執政鋪陳。另方面美國期待以交流促進和平演變的策略益顯過於天真,從川普總統後半任開始實施貿易戰,並逐漸發展至目前關係緊張現況。在美國拿兩岸關係槓桿操作下,北京對華府漸有不滿與挫折感,援引北京自己的說法,美國在掏空自己的一中政策。拜登總統不但延續川普總統對中強硬政策,更有效結合歐盟及日本等西方國家反制中共,近幾年來「台海和平穩定」已成為西方國家領袖、高峰會議及G7等國際組織的必然用詞,台灣問題國際化已經是進行式,如仍有人持勿激怒中共導致兩岸關係緊張的看法,顯然昧於台灣問題國際化的國際政治現實。
 
美中台三邊微妙關係:美國與崛起中的中共政權相爭的態勢幾乎已經成形,而兩強相爭的最前沿就是台灣問題。一九四九年中華民國憑藉中美共同防禦條約及國際冷戰環境才能在台灣安身立命,當時執政的國民黨聯美抗陸的意圖至為明顯;冷戰結束,中共改革開放,與共產黨素有嫌隙的國民黨,竟因反台獨立場與共產黨有共同政治基礎,開始對話交流;而民進黨政府則走向有共同政治價值觀的美國。近年來美國對台的互動也日益升級,雖然原則上都還是服膺在《台灣關係法》的規範之下,但透過高層官員頻繁訪臺、軍售內容升級、國會通過友台法案等,尤其美國眾議院外交委員會通過台灣政策法,內容主張大幅強化台美關係,提供台灣軍援,以及承認台灣盟友地位,運用美台關係反制中共至為明顯。抗衡中國、提高台灣防衛,已經是美國共和黨、民主黨的共識,故台灣議題是未來美國與中共鬥爭的焦點及可能的衝突因素,未來在中共加快統一作為及以軍事手段施壓台灣情況,美國持續提升與台灣的政治及軍事關係下,美國與中共因台灣議題發生摩擦與衝突的可能性將會上升。
 
 中共武力犯台評估:近年來國際及兩岸情勢發展導致台海軍事衝突成為國際社會關切議題,針對中共武力犯台議題,國外學者專家立論評估各異,反而國內藍綠立場鮮明,加入政治考量更逐漸讓此一重大議題失焦,惟中共武力犯台由「是否」問題趨向「何時」問題漸成為國內外共識。我國防部認為「統一台灣」是中共根本利益與不變使命,犯台的可能時機包括台灣宣布獨立、明確朝向獨立、內部動盪不安、獲得核子武器、兩岸和平統一對話延遲、外國勢力介入島內事務、外國兵力進駐等,但強調中共目前尚未完全具備全面犯台之正規作戰能力。一般認為中共武力犯台取決於「動機」與「軍事能力」兩層面,亦即「和統可能性」及「美、中、台三方武力均衡」兩大主要因素,惟仍有各項變數。習近平在中共20大的政治報告中,提到不承諾放棄武力犯台,國際社會開始關注中國武力侵台的時間點,前美軍印太司令戴維森預判中國將在2027年取得攻台的優勢武力,屆時習近平將面臨四連任挑戰,可能鋌而走險。
 
兩岸交流前景:兩岸關係的未來取決於兩個重要部分:其一乃非操之在我之美中競爭國際秩序的調和;其二乃兩岸關係秩序框架的穩定,後者是我政府與人民可以努力的方向,雖然兩岸關係受到當前美中關係的影響,面臨戰爭與和平的抉擇,兩岸的民間交流仍一直扮演著重要角色,雙方發展建設性的機制,才是維繫兩岸和平的重要基石。蔡總統在本年雙十節國慶演說中表示願意和北京當局,尋求雙方可接受的維持台海和平穩定的方法,兩岸關係只有發展建設性的互動機制與人民往來與交流,才有緩和空間。期待不久的將來隨著兩岸邊境解封,兩岸的學者與政府智庫能夠共同集思廣益,為兩岸的將來謀求更為長遠的和平。
 
 台商因應之道:如果二十大後習所提出之政策繼續導致經濟惡化,不可避免將直接影響在大陸幾十萬台商及與兩岸經貿往來之國內廠商,並影響我每年八百億美元順差之現實。另習報告中強調不排除武統可能,造成國人尤其商界心理上莫大負擔,基於安全戰略需要,呼籲國人關切中共二十大對兩岸關係政策走向。由美國會討論對台法案內容,配合其高層政要及軍方領袖言論,在在顯示對中共之防範與反制,習近平政治報也告明顯對美國展現不友善態度,如美中關係繼續惡化,對產業界、科技界及金融界將進一步產生脫鉤(Decoupling)效應,我國內企業界勢必被迫選邊,將面臨困難抉擇,故國內各界必須密切關注大陸情勢發展,妥為調整因應。
 
 
陸、結語-中共對內集權對外擴張
 中共決策思維:共產黨決策思維受其意識型態框架制約,馬克思創立共產主議原始的哲學論述,列寧建立剛性的共產政黨,接著史達林建立黨內個人獨裁制度,毛澤東思想把馬列主義中國化,它的延續性運作是先依循此意識型態鋪陳,所形成的共產黨發展路線。如今習近平提出了他的新時代社會主義現代化路線,具體政策也需依據路線制訂,實際上政策內涵才是觀察重點,其執行細節及方法,由誰來執行等等機制及細部人事安排等等均係將來檢視重點。
 
 對內更集權:習近平主政後大幅度提升共產黨全方位領導地位,且建立其本人在黨內定於一尊的核心地位,在此情況下二十大後政治局及常委會職權可能遭削減,決策功能相對萎縮,習可能會在黨、政、軍、特關鍵部門安插親信掌控,直接對其負責,預料從現在開始到明年兩會前會有大幅度的人事異動,體制設計也可能因而修正調整。習連任的「毛澤東路線2.0版」將會是世界及中國的悲劇與災難,儘管國內外各項挑戰,習近平四年來似乎都能克服國內外的各種難關,往連任的路邁進,最重要的原因是共產黨的體制保證了「一把手、一手抓」的職能,而習也善用這種體制功能。
 
 對外更擴張:中共對外關係將基於「反對一切形式的霸權主義和強權政治、反對冷戰思維、反對干涉別國內政、及反對搞雙重標準等四個反對原則,政治上聯合俄國、北韓及伊朗等國家與西方集團鬥爭;經濟上繼續進行「一帶一路」擴張,軍事上從南海擴張到太平洋及印度洋,以實現大國夢、強國夢。目前是「美國大致暫時鞏固對已開發國家領導地位,北京暫時阻止開發中國家全面順從美國」,二十國集團人均最高的十個國都是美國的政治軍事盟友、都支持美國制裁俄羅斯,後面十國則是屬開發中國家陣營,不是中國陣營也不是俄羅斯陣營。未來中共將儘可能延緩跟美國交惡的速度以爭取發展時間;對俄國避免其崩潰或倒戈;對歐洲、日本在不可能爭取政治軍事同盟情況下,儘量能爭取經貿合作。
 
 經濟發展已非統治基礎:西方在過去30年間,曾經寄望經濟發展能夠讓中國新興的中產階級追求民主,帶動中國的政治邁向民主化,二十大後習近平加大腳步邁向獨裁體制,證明了經濟發展不只沒有讓中國更加民主化,反而讓中國走向比鄧小平時代以來由中共菁英集體領導的「民主集中制」更加獨裁極權的方向。改革開放後所強調的統治正當性,一直建立在能確保社會穩定的基礎上,社會穩定才能確保經濟發展之三段論述,過去都認為確保「經濟發展」才是中共維持統治正當性,但習近平的政策轉向,證明了經濟發展也不見得是中共維持專制體制的必要條件。
 
兩岸問題嚴峻:二十大後習近平政權在政治上將面臨毛澤東陷阱;經濟上將面臨中等收入陷阱;國際關係上上將面臨有修昔底德陷阱;加上當前三大議題疫情、烏俄戰爭及國際性通膨都還沒有解決之道,習近平必然會以「武力犯台」來鞏固其集權統治並合理化其終身執政。另方面我國實施自由民主體制,由於歷史因素國內政治受統獨極端勢力血腥侵蝕,浪費社會資源,未能理性討論公共議題,另方面在民粹主義高漲,政治人物迷惑於政黨利益與國家利益枷鎖,讓局勢益趨複雜,朝野必須嚴肅以對。現階段朝野必須捐棄成見,凝聚社會共識,加速建立不對稱戰力,以政治、經濟及軍事實力,自助人助天助,以捍衛台海和平與穩定。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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