既熟悉又陌生的印度
印度人口僅次於中國大陸，是世界上人口最多的民主國家，世界各地很多有中國城的城市，當中也都會有印度社區，如東南亞地區之泰國、緬甸、馬來西亞甚至越南，均有印度社區與寺廟；但在台灣至少在一九八年代，在台印度人仍不滿百人。對多數國人而言，印度只是一個熟悉的地理名詞而已，頂多只知道是佛教的發源地，此外對其文化與歷史則相對地陌生。
 
印度有一百多個民族，22種語言，六大宗教，歷經英國殖民上百年，社會組成多元複雜，造就印度人擅長處理錯綜複雜的關係。文化族群的多樣性造就印度式英語，而印度人對印式英語深具自信，教育層面能出國深造者多出身中上家庭，擁有完整訓練，在西方社會中容易展現領袖氣質。本年英國由印度裔的蘇納克出任總理，頓時引起國際社會重視，其實英國的內政大臣、商業能源供應大臣及檢察總長也均係印度裔，印度裔人口一百四十萬雖佔英國總人口百分之二，卻誕生大批科學家及名醫等，在英國富豪榜上，印度裔名字比比皆是。據哈佛商業評論調查，世界五百強企業中百分之三十由印度人掌舵，例如谷歌、微軟、IBM及推特等CEO等。美國中央政府有55名印裔人士擔任要職，連美國總統都表示印裔人士正接管美國。
 
 
接獲在印度設處任務，苦無足夠資訊
個人一九九一年接任外交部亞太司科長，當時對印度工作首在推動在印度設立代表機構，以進一步推動與印度的實質關係，當時鄧備殷司長經常耳提面命推動作法。須知一九九O年代初期，網路尚未普及，關於印度的資訊除了少數的旅遊書籍外，在台北重慶南路書店幾乎找不到一本有關印度政經制度方面的書籍，僅在國立中央書館借到一本由一位印度教授於民國二十六年訪問中國大陸後所撰寫關於中國與印度關係的小冊子。為了進一步瞭解印度，個人從檔案資訊處借來所有歷年以來包括從大陸撤退來台的所有印度檔案，雖僅幾十冊而已，但確實乃僅有的資料。
 
 
雙方關係中斷半世紀不相往來
從舊檔案爭中發現，自我國政府大陸撤退台之後，印度對我態度一直很不友善，是極少數最早宣佈與我斷交（一九四九年）的國家之一，斷交以後印度與我國雙方關係可謂完全斷絕，除了一直沒有任何官方往來外，民間來往也一直相當負面。例如一九八九年間國內某大學四位教授結伴赴尼泊爾旅遊，坐火車誤入印度境未持有效簽證而被捕，如此單純的意外事故，當時我政府可謂救援無門，先後透過國際紅十字會及加爾各答地區一位老僑領協助處理也未有結果，最後竟然在那四位教授在獄中絕食抗議後，獄方不得不反映政府後始獲釋返國。由此顯示雙方斷交四十年後關係始終低迷，不像東南亞各國至少在我自大陸撤退後二十幾年以後才分別中斷外交關係，而且立即安排雙方互相設立非官方關係的代表機構繼續處理雙邊事務。
 
 
首度訪問印度
某日由民國七十八年的檔卷中看到了一封來自印度加爾各答華僑所寫給外交部的英文信函，信中他自我介紹名叫馬建業，是我國政府仍在大陸時期新疆回教馬家軍的後代，因對抗中國共產黨失敗，經西藏遁入尼泊爾，最後輾轉落籍印度，現經商有成並與加爾各答出身的印度國會議員PrnbMee（當時擔任印度外長）交好；如我政府有需要，願意為促進我與印度關係效力。由於找不到函覆資料，個人閱後頗受感動，主動致函與其聯繫，並表示隨時保持聯繫，有此熱心的新疆回教馬馬氏兄弟，至少遇到國人急難需要救助時有聯繫協助管道。
 
一九九三年亞太商工總會在印度新德里召開年會，我國係由中華民國工商協進會辜濂松理事長率團前往與會，並函請外交部派員隨團，個人因此奉派擔任隨團顧問，得以首次前往印度訪問。當時申請印度簽證極為不便，必須先到地方法院去取得身分證明，再寄到香港的印度高級專員署申辦，並且規定須在核發簽證後十日內始得入境。
 
我隨團抵達的那一天是四月三十日，那段時間正是新德里最炎熱的季節，氣溫高達攝氏四十一度，走在路上覺得熱浪逼人，我們所進住的泰姬皇宮大飯店（Taj Palace Hotel）頗具規模。新德里的街還算寬敞整潔，但德里舊市區就完全兩樣，人、車、牛以及各種動物隨處可見，我覺得整個德里好像是一個野生動物園，在路上有猴子以及各種在台灣少見的動物，包括空中各種的飛禽。這樣的景象讓人聯想到佛教主張眾生平等是否與印度的這種生態景觀有一定程度的關連，因為我們絕難想像在台北街頭可看見無數的猴子、牛、松鼠漫步街頭。
 
 
不速之客的電話
外交人員是國家的推銷員，沒有害羞的權利，自忖既然來到印度，總要有一些收穫，就興起跟印度外交部聯繫的念頭，雖然非此行既定任務，但想到外交人員職責，就沒想那麼多，勇往直前辦了就是。基於這樣的認知，因此Check-in泰姬皇宮大飯店後，就大致翻閱了印度的電話簿，然後我這位不速之客就直接打電話到印度外交部找主管東亞事務的司長（印度外交部的司長稱為Joint Secretary），電話接通後自我介紹來自台灣外交部，主管南亞事務的科長，並表示意欲瞭解台、印兩國之間有無建立經貿關係的空間。出乎意料之外，這位司長反應非常友善，他告訴我，印度刻正執行東望政策，並同意與我見面洽談。他接著表示，兩國已近半世紀沒有往來，你大概也不知道我們外交部在哪裡，因此我明天中午可以到你住的飯店請你吃印度菜。這位司長就是二00七年起擔任印常務次長（Foreign Secretary）的M氏，他還帶了東亞司的科長一起到飯店與我共進午餐。個人向其簡報我國政經等各方面發展情形，強調兩國經貿相當互補，幾十年來沒有來往，違反同享自由民主兩國人民的利益等情，建議雙方可考慮設立代表機構推動兩國實質關係。一切都很順利，M司長很爽快地同意原則上願與我互設經貿代表處，可以辦理領事業務，辦事處人員也可買免稅車，辦事處人員的簽證也可比照外交人員一次給三年等等禮遇。但他表示由於印度還沒有與任邦交國家設立類似辦事處的經驗，因此在法令上應如何安排辦事處的名稱、特權以及辦理簽證等細節，印政府須進一步探討後始能與我展開諮商。
 
個人此行事先並未得到外交部的授權來談判如此重要的業務，原先只是想藉機瞭解印度究竟如何看待我國以及增進彼此的瞭解而已，因此告訴M司長，我只是科長職位，返回台北後會向我的直屬長官亞太司司長鄧備殷呈報，我相信我國政府會支持與貴國政府進一步磋商。我另向其表示，由於我們在印度沒有辦事處，此行隨團來印參加國際會議，簽證申請及旅行安排事務相當不便，因此希望下次我組團來訪時，印方能派員接機照料、代訂旅館以及提供車輛使用，M司長欣然同意。
 
 
拜會印度經建會副主委 
亞太商工總會開會期間，個人除參加代表團團務會議及參加開幕式以外，並沒有參加分組討論，因為那是分為紡纖、機械、五金等專業領域與技術方面的討論，因此我也利用分組討論的時間拜會其他政府官員。事先聯繫熱心的印度青年華僑馬建業與其兄馬建國二人專程自費從加爾各答到新德里來見我，雖那是我們初次見面，見渠等愛國情懷及感人熱誠，個人心中也有點迷信的想法務必「馬」到成功，就請安排去參觀國會以及拜會印度經建會副主任委員M氏，印度經建會主委係由總理兼任，M氏後先後出任外交部長及國防部長等重要職務，最後更鷹任印度總統才退休，前年才以九十餘高齡逝世。穆氏在其住宅接見我等，他的官舍不大，相當簡樸，沙發及廁所都顯得陳舊，給我留下深刻的印象，相較於辜濂松董事長印度商界友人的大宅院，僕役成群，庭院草皮又厚又長，踏在其上舒適無比，讓人深感以人生享受而言，官不如商。
 
 
搖頭表示贊同，摸腳表示敬意
M氏身形瘦小，年紀看起來約六十出頭，表情有點嚴肅。當向其陳述台印之間應思考建立經貿關係時，他頻頻搖頭，我心中甚感納悶，因為我的談話應算中肯合理，怎麼會如此反應，且其表情雖然嚴肅，但似乎並無不豫之色，後來我問馬建業才知道印度人搖頭表示贊同。個人詳細地跟M式說明我國各方面進步情形，當他聽到我整體經貿數額跟台印兩國雙邊經貿數額之龐大差距時，表情甚為專注，顯示不解。離去時M氏很友善地表示隨時保持聯繫。
 
泰姬大飯店至M氏的住宅似乎有一段距離，去程時叫了一部計程車，司機似乎不斷地在繞路，也不知是否故意。記得上車時，他曾向馬建業兄表示認得
路，因此發現他似乎有繞路嫌疑時，馬兄開始以印度話當備這位司機，當時發現司機忽然側身摸我的腳，起先我還以為司機不小心碰到我，而對照當時的情景以及其表情，我也立即體會到他應該是表達歉意，後來也證實了印度人彎身摸長的腳是表示敬意與歉意。印度文化也影響了泰國文化，後來個人派駐泰國時，泰國司機也曾摸過我的腳（通常在膝蓋下方）致意。
 
 
寺廟規矩與牛頭馬面
首次訪問印度，機會甚為難得，馬氏兄弟建議並導覽了幾間印度寺廟。進入寺廟前務必脫鞋（泰國及緬甸亦然），一進大門，旁邊一定坐著一位和尚，訪客必須趨前對其致意，和尚會用砂紅筆在你頭額點上一點，還拿一塊小砂糖給你含在嘴裡，這應該是祝福的儀式。參觀另外一個印度廟時，覺得該神像造型特殊，因此背對神像想請馬建業兄弟幫助拍照留念時，馬上有一位廟祝過來糾正，認為這對神明不敬。此外另有一陳列大型木雕的牛頭馬面，這與我們熟悉的地獄中的鬼神完全一様，可見印度宗教對中國文化之深遠影響。
 
 
再度訪問印度
從印度返國後立即撰寫報告向長官呈報在印度會晤外交部M司長等政要情形，並建議儘早適時採取動作展現我政府誠意，長官甚為支持並批示儘速辦裡。所以不到二個月的時間，個人再度陪同亞太司鄧備殷司長前往新德里會見印度外交部東亞司M司長。由於個人先前與梅農司長會談時，雙方對互設代表處的架構已有初步的共識，因此鄧司長要求個人備妥中、英文的設處協定草案，以備不時之需，當建議由雙方司長層級官員簽署時，印方表示有些牽涉到法律方面的技術問題，印度政府還須要各相關機關討論，因而無法立即簽署，惟雙方對互設代表機構的共識愈加明確。
 
記得當鄧司長與梅農司長開始會談時，我們將我方準備的中、英文設處協定草案面交M司長審閱時，渠立刻對中文本裡面其中文翻譯成「美能」表示異議，當時他特別用華語稱:「你們把我的中文姓名翻錯了，我家族自從我祖父開始就一直使用「梅農」二個字作為中文姓氏，他還特別強調是「梅花的梅，農夫的農」，我等對其中文造詣當即表示欽敬之意，雙方洽談順利，氣氛熱絡。
 
事實上個人在第一次訪印度認識梅農司長後，回到台灣在台北中央圖書館找尋印度的資料時，無意中發現一本印度學者在一九三七年所撰有關中國與印度關係的小冊子。該小冊係由當年印度殖民政府（謹註：印度於一九四七年始獨立）駐中國的總代表（Agent-General）所寫的序文，因此猜想或許跟梅農司長有關係，於是就影印乙份帶給梅司長作為意外的禮物。更令人意想不到的是，梅農司長告訴我們，寫序的正是他的祖父，他家裡也還有這本書。當時深感驚奇，心想印度與中國的幅員何其之大，而時空變化、人事滄桑何其巧妙，當時我即對梅農司長說，若雙方談成互設代表處，歡迎閣下來台擔任首任代表，如此與你的祖父先後輝映，必成外交佳話，只是你祖父當年因印度尚未獨立只能稱為總代表，五十年後的印度早已獨立，還是只能稱你為代表，不過與你祖父一樣，都是駐中華民國的代表。梅農司長笑稱，瞭解台北是個好地方，但暫時還輪不到我，果然後來印度駐台首任代表是由印度外交部次長擔任。
 
 
第三度訪問印度
在與印度洽談設處過程，正逢印度即將舉辦國際商展，梅農司長希望我能派團參展共襄盛舉，我政府當然表示願意積極參與配合推動雙方經貿關係，坦白說，印度之所以積極與我洽談設處，主要是為了經貿利益考量，民國七十年代正是我國所謂經濟起飛年代，對外貿易興盛，這才是我這位不速之客一通電話，梅農司長立即熱烈回應的實際背景。我國參展團那次往訪商機可謂成績斐然，參加的廠商均認為印度市場潛力無窮，在籌組赴印度參展的過程中，經濟部一度表示我國廠商對印度興趣不大恐難組成，為此個人特別親自到經濟部的承辦單位向一位副處長說明相關背，請其務必將組團參展的背景與重要性向經濟部長官報告促成，隨後在經濟部的大力推動，終於組成了首度僅二十餘廠商參與印度經貿拓展團。
 
 
一九九三年十一月下旬我國首度組團參加新德里的國際商展，而外貿協會駐新德里辦事處也選擇在這期間舉行開幕儀式，外貿協會董事長王章清前往主持，經濟部許柯生次長及個人分別代表經濟部與外交部前往慶賀。我國參展的廠商大多數是中、小型的加工機器，例如製鞋、製造筷子的五金機器等，大部分廠商對成交金額表示相當滿意，甚至有一廠商還稱，「不好意思啦!我們訂單多到明年都做不完。」此外貿協也在會場舉辦了一場台灣產品說明會，滿滿的人潮讓我意識到這個人口僅次於中國大陸的市場的莫大潛力。
 
代表團也禮貌性拜會了印度外交部常務次長，說明此行訪問成果，並表達我願意加強與印度經貿關係的意願。另個人我也私下會見了印度外交部相關官員，瞭解，印方對與我互設代表的辦理進度，由於印度沒有類似的經驗，他們正設法建立一新的模式以符國內法制。後來印度政府成立「印度台北協會」，並安排外交部的副常務次長（印度常次稱為Foreign Secretary，副常次有二到三位，稱Additional Secretary），出任該協會主席，後來亦由他代表印度外交部繼續與我談判互設代表處相關事宜，雙方達成協議後，該次長更順理成章地成為印度駐中華民國的首任代表。
 
 
印度派團來台考察及談判經過
一九九四年春，印度首度派遣官方所組經貿代表團考察來台灣考察經貿合作的可行性，團員中包括一位印度外交部東亞司的官員，據瞭解該官員的任務除了考察雙方的經貿合作前景外，主要在於先行蒐集印度在台北設立辦事處適當地點及開辦相關費用等資訊。此點讓個人感受到印度政府欲來台設處之誠意；但同時也感到不解，雙方迄未正式展開談判，更未簽訂相關協定，而印方如此露骨地來勘查設處地點，好像只要他們點頭我們一定會配合的態勢，個人心裡實在別有一番滋味。
 
一九九四年秋，印度外交部正式派印度台北協會主席及協會總務司司長二人前來台北談判設處事宜，我方是由亞太司司長鄧備殷及個人代表政府與印方磋商。在談判過程中，針對雙方辦事處的名稱，我方稱為 「駐新德里台北經濟文化中心，」而印方則稱為「駐台北印度協會，」雙方對各自派駐人員享有免稅特權等項目很快達成協議，惟印方堅持我核發的旅行文件不能稱為「簽證」，只能稱為「入境介紹函」(Entry Recommendation Letter to the Rep. of China)，但我方主張至少必須使用「入境許可」(Entry Permission the R.O.C.)，就因為這兩個字的差異無法達成協議，印方人員也悻然離開台北。
 
說實在地，個人感到頗可惜，當時部內長官相當堅持，過去我在某個國家相互設處曾使用『簽證介紹函」，嗣後因對方政府一直未給我派駐人員官方待遇，最後落得撤館下場。因而瞭解印度係重要國家，相互設處是對雙方利益攸關重大，設處協議宜妥為規範，始能順利推動工作。個人對印方為了兩個字而打道回府的確出乎原先預料，當時心中不免一片茫然，嗣後想到好事多磨，必須沈得住氣，乃蒐集不同有利我方的資訊，送交印方參考，並不時電話洽談，最後只有以審慎樂觀態度對待。
 
 
最後與梅農司長在電話中達成協議
大約過了一個月，個人赴南太平洋的密克羅尼西亞出差，返部上班的第一天，科裡同事報告說，公出期間印方曾打電話來並且要求儘快回覆，個人心裡有數，於是一分鐘都沒有耽擱，立刻打電話到印度外交部，對方表示：「陳先生，關於上次談判的那兩個字就照你們的意思吧!否則不是浪費我們兩年多的時間等語。」我連忙表示感謝，並稱立即著手後續應辦事宜，真的想不到最後是在長途電話中達成協議的。前述雙方簽訂設處協議時僅載明辦事處具有領務功能，卻無提及免稅特權，當年印度首任駐台代表K氏來台後發現，其他駐台國家代表可購免稅車時，來外交部拜會要求比照辦理，經委婉告以，過去確實我有給予某些國家免稅待遇，而對方並未對等予我方之不對等情形，嗣後已改成對等待遇了，希望印方能考慮對等免稅待遇，最後雙方達成協議相互給予代表處及人員免稅待遇，此乃後話。
 
 
外交工作鍥而不捨
 中共近年來經濟崛起，積極參與國際事務，除以不正當方式策動我邦交國與我斷交外，更積極爭取在聯合國各項專門機構擔任領導職務，進一步壓縮我國際活動空間，在可預見將來，我國際處境日益艱難，拓展政府間關係將遭進一步壓縮。我輩外交人員深知外交處境雖然艱難，仍然勇往直前為國家利益打拼，然國內少數政治人物，尤其反對黨政客動輒以「金錢外交」、「支票簿外交」及「弱國無外交」等名詞污名化我對外關係，導致國人未能全然瞭解我對外關係，未能全力支持我外交工作，實在令人扼腕，盼有朝一日，朝野早日凝聚共識，國人能更支持我對外工作，以增進我國家利益。