今年（2023）9月，美國總統拜登（Joe Biden）應越南共產黨總書記阮富邀請訪問越南，簽署了雙邊「全面戰略夥伴關係」協議，象徵著美國在接續中國、俄羅斯、印度和韓國以後，成為第5個和越南達成最高關係層級大國。同樣地，中國國家主席習近平亦於12月12日訪越，中方此行除了與越南簽署了37項協議，也期待強化兩國跨境鐵路建設的發展。
　　越南在短期間內受到美中領袖的拜訪並非偶然，自2020年新冠疫情爆發以來，美中對抗加劇，於此同時，越南在東南亞安全佈局的地位即愈顯重要。面對外界對於越南安全立場的關切，越南的官方立場乃宣稱其固守獨立自主的「四不」國防政策：不加入軍事聯盟、不與其他國結為軍事結盟對抗第三國、不允許外國在越南境內建立軍事基地或使用越南領土來對抗第三國、不使用武力或以武力相威脅作為解決國際關係爭端之手段。但越南利用自身優越的戰略位置與避險策略週旋於大國之間實質上提升了越南的國際地位。

一、美中競合與越南
　　自2011年起美國歐巴馬總統（Barrack Obama）高喊「重返亞洲」（Pivot to Asia）之後，美國與中國在東南亞的區域領導權的競爭，一直是左右東南亞安全局勢的主要結構，在這一段期間，美中兩國之間的安全關係由「再平衡」（Rebalancing）戰略一路轉變至川普總統（Donald Trump）以後的「印太戰略」（Indo-Pacific Strategy）；經濟關係由歐巴馬總統任內的「美中兩強共治」（G2）策略轉向「貿易戰」，美國在亞太地區的經濟戰略上已不再仰賴與中國的經濟合作來維持全球的經濟動能，取而代之的是以經濟上的脫勾來修正美中之間的貿易逆差。
　　在此一背景之下，美國進一步強化與盟邦的軍事交流，支持盟邦承擔更多的戰略責任， 2017年川普總統提出的「自由與開放的印度—太平洋」（Free and Open Indo-Pacific, FOIP），以及之後美國與日本、澳洲及印度的「四方安全對話」（Quadrilateral Security Dialogue, QUAD）之重啟，均顯示美中關係由交往走向對抗。
　　相對應於美中兩強的領導權之爭，東南亞國家亦紛紛透過不同的經濟與安全合作進行安全避險。在經濟方面，日本與澳洲主導《跨太平洋夥伴全面進步協定》（Comprehensive and Progressive Agreement for Trans-Pacific Partnership, CPTPP）於2018年成型，東南亞的越南、汶萊、馬來西亞、新加坡均為成員國。然而，對於攸關國安的領土爭議，中國在南海之作為形成更明顯的威脅。
　　當前，中國在爭議南海水域控制了黃岩島／斯卡伯勒淺灘（Scarborough Shoal），並且驅逐周邊作業的菲律賓漁民。中國在西沙群島周邊海域亦持續阻止越南漁民進入傳統作業漁場，中國2014年在越南的專屬經濟區內海域部署石油勘探鑽井的舉動則引發越南的全國性反中情緒。
[1]中國干擾印尼逮捕在印尼專屬經濟區非法捕魚的中國船隻，同時也在馬來西亞的專屬經濟區公然彰顯主權。[2] 為了貫徹對於南海主權的主張，中國在南海的疏濬和填海造陸，凡此使用軍事力量之作為，不僅違反聯合國海洋法公約 (United Nations Convention on the Law of the Sea, UNCLOS) 追尋和平方式解決爭端的訴求，更迫使越南與菲律賓作為主權聲索國必須強化自身的軍事防禦能力。[3]儘管中國在2002年曾向東協國家承諾《南海各方行為宣言》（Declaration on the Conduct of Parties in the South China Sea, DOC）以維持爭議海域的相對和平與穩定，但《南海行為準則》（Code of Conduct on the SCS）的推進卻一再延宕，即使到了2023年中國與東協才進行《南海行為準則》的三讀，但仍無法確保《準則》的順利通過。

二、越南與中國的領土爭議
　　儘管中國一再宣稱中越關係是「同志加兄弟」，然而越南卻是東南亞與中國產生最多軍事衝突的國家。在冷戰時期，越南為了爭取全國統一，對於中國於1958 年的南海諸島主權宣採取「戰略性承認」的態度，以換取中國在越戰對於北越之支持。1970年代中俄決裂以後，越南與蘇聯關係強化，越南即強化對於西沙與南沙群島的主權聲索，並且在南海問題上開始與中國衝突。越南在1974與1975年間出兵佔領西沙群島中的永樂群島、甘泉島和金銀島，以及南沙群島中的鴻庥島、南子島等5個島嶼，並與中國爆發西沙海戰。越中兩國劍拔弩張的敵對態勢於革新政策推動後稍歇，但1992年與1996年越共的第七次與第八次全國代表大會中提出建設強大海軍與海洋戰略後，越南即重申對於南沙群島與西沙群島的主權聲索。
　　2009年，越南在中國反對下與馬來西亞共同向聯合國遞交200海浬外大陸架「劃界案」，2012年6月通過了《海洋法》（Luật Biển Việt Nam, Law of the Sea of Vietnam），積極進行島嶼佔領與開發，在南子島建燈塔、南威島建指揮中心、組建「長沙海產公司」、填海造陸南沙敦謙沙洲和西礁，強化越南在南沙的軍事存在。[4] 2013年與2014年越南與中國就西沙漁業以及中國深水鑽井平臺「海洋石油981」於西沙群島西南中業島探勘引發兩波衝突。其中，海洋石油981所引發的全國性反中示威，更引發全國性的反中浪潮。[5]此外，為了引進國際勢力介入，越南開始以20億美元向俄國採購6艘基洛級潛艦、潛射型超音速巡弋飛彈、引進蘇愷-30戰機與蘇愷-27戰機。同時，越南也開始與昔日的敵人美國進行軍事交流，自2010-2016年間，美國即有7次停靠峴港的軍艦訪問與軍事演練； 2016年美國歐巴馬訪越之行也解禁了軍武出售，開啟了越南與美國的軍事合作。即使在新冠疫情爆發之後，美國防部長奧斯汀（Lloyd James Austin III）、國務卿布林肯（Antony John Blinken）、副總統賀錦麗（Kamala Devi Harris）仍然以視訊與實體訪問越南，美越兩國之間關係持續加溫。

三、越南面對美中競爭的因應之道
　　面對美中兩強在東南亞的安全布局，越南除了善用自身作為支點的戰略地位以外，也不斷地擴展對外的安全連結，以抵消中國擴張所產生的壓力。其中一個明顯的例子，是在美中以外，提升與日本的關係。2023年11月下旬，越南國家主席武文賞訪日，正式將越南與日本兩國關係提升到「全面戰略夥伴關係」，日本除了成為越南第一大政府發 展援助國以外，同時也準備在「政府安全保障能力強化支援」（Official Security Assistance, OSA）的框架下，向越南提供軍備援助，由於OSA的目的旨在於直接支援東南亞等開發中國家的軍隊以提升嚇阻力，反制在東海和南海加強軍事活動的中國。日越雙方也一致同意基於《防衛裝備品及技術轉移協定》，推進日本向越南出口裝備品的手續。
　　就越南而言，中國無論在地緣政治與經濟發展上，均是必須審慎因應的鄰國，而中越兩國複雜與不對等的交往歷史，也使得越南持續性地援引其他大國的支持以維持自身的自主權。在南海主權爭議趨於緊張的當下，美國與中國的領袖接續訪問越南，顯見越南在南海主權爭議中顯著的戰略地位。習近平在睽暐六年的國是訪問目的之一，是希望越南加入其「命運共同體」的訴求，中方將此一富有多重含義的用語英譯為「具有共同命運的共同體」（community of common destiny），而越方則選擇以「具有分享未來的共同體」（community with shared future）來進行翻譯，這樣微妙而富有創意的「戰略性模糊」或許將持續作為越南在美中之間保持平衡的核心原則。

[1] Le Hong Hiep and Anton Tsvetov eds., Living Next to the Giant: The Political Economy of Vietnam’s Relations with China under Doi Moi (Singapore: ISEAS Publishing, 2018); Hãn Nguyên Nguyễn Nhã, Vietnam, Territoriality and the South China Sea: Paracel and Spratly Islands (London: Routledge, 2019); Nguyen Thi Thanh Ha, "Vietnam and the South China Sea," Leszek Buszynski and Do Thanh Hai eds., The South China Sea: From a Regional Maritime Dispute to Geo-Strategic Competition (London: Routledge, 2020).

[2] Kuik, "Making Sense of Malaysia's China Policy: Asymmetry, Proximity, and Elite's Domestic Authority."; Ngeow, "Comprehensive Strategic Partners but Prosaic Military Ties: The Development of Malaysia-China Defence Relations 1991-2015."

[3] Stein Tønnesson, "Four Aspects of the Crisis in the South China Sea," Leszek Buszynski and Do Thanh Hai eds., The South China Sea: From a Regional Maritime Dispute to Geo-Strategic Competition (London: Routledge, 2020); Derek Grossman, "Military Build-up in the South China Sea," Leszek Buszynski and Do Thanh Hai eds., The South China Sea: From a Regional Maritime Dispute to Geo-Strategic Competition (London: Routledge, 2020); Robert Beckman and Vu Hai Dang, "ASEAN and the South China Sea," Keyuan Zou ed., Routledge Handbook of the South China Sea (London: Routledge, 2021).

[4] 王崑義，〈從海洋戰略看越南的南海政策〉，《台灣國際研究季刊》，第10卷第4期（2014），頁186。; 王崑義，〈中國的「和諧外交」與對南太平洋的擴展〉，《台灣國際研究季刊》（2007）。

[5] 王文岳，〈越南反中民族主義再興的政治基礎〉，《民主與治理》，第8卷第1期（2021），頁19。; MacLean, "From Land to Water: Fixing Fluid Frontiers and the Limits of Sovereign Authority in the South China/Eastern Sea," p. 372.。