前言
       美國聯邦參院可望順利通過新任副國務卿坎博(Kurt Campbell)的人事案，對台美關係應屬正面發展，值得樂觀看待，但吾人不宜一廂情願。
      坎氏從柯林頓總統時代開始，即多次進出民主黨政府並長期參與亞太事務，如今從拜登總統的白宮國安會印太事務總監，晉升成為國務院第二號人物。坎氏不管位居廟堂參贊大計，或在野委身智庫，精闢論述，與台灣各黨各派人士保持良好互動，也充分掌握華府的政策立場與關鍵眉角，不吝向台北提出諍言。
      坎氏於2016年出版「轉向」(Pivot)一書，不僅是長期研析印太地緣戰略的經典力作，圈內各界必讀，也成為歐巴馬到拜登政府一脈相承的政策藍圖。徵諸華府定調的自由開放印太戰略架構下，結合理念相近夥伴，形塑若干環環相扣的結盟協議、安全對話或區域機制，重設與北京的「合作、競爭、對抗」態勢，在在不乏出自坎氏的手筆。他從隱身幕後的白宮政策規劃者，可望成為位高權柄的檯前操盤手，包括台灣在內的印太各國政府，對坎氏未來的角色，自將寄予更多重視。
      我方對坎氏固不陌生，但美國行政部門龐雜，涉台事務單位彼此的結構性競合或本位主義，使重大政策制訂過程不乏機鋒、妥協與不確定性。坎氏位居要津，自以美國利益優先，也必須調和鼎鼐，使官僚運作順暢，我方終須一本歷來穩健的對美實務經驗，務實應處。
      即便對台美關係深具跨黨派共識的國會，在兩黨惡鬥及內部路線激化情況下，政治生態詭譎，制衡失能，可見的未來恐將繼續陷入紛擾(議長選舉一再難產，政府預算屢遭掣肘而可能關門，即屬其例)，而是否可能影響親台挺台的力道，允值觀察。加上2024年的總統、國會大選開始起跑，極可能重演拜登、川普角逐白宮寶座的戲碼。果爾，內政外交國安路線的思辯， 拜登、習近平在舊金山高峰會後，趨近谷底的美中關係何去何從，俄烏戰爭、以哈衝突是否延伸牽動亞太、南海、台海地緣戰略安全，凡此議題均將躍上競選檯面，吾人自須保持必要的戒慎與冷靜判斷。
行政部門
       1979年台美斷交後，華府對雙方的接觸與互動，布下了許多限制，我方人員不僅不能進入聯邦政府官署洽公，連電話、書面聯繫，形式上都須經過「美國在台協會」 (American Institute in Taiwan, AIT)華府總部或台北辦事處的「白手套」 轉達或安排。雙方只能使用AIT位在波多馬克河對岸，維吉尼亞州阿靈頓郡的狹窄辦公室進行正式會議或資深官員晤面。
       美方另框定駐美代表處和雙橡園乃兩個敏感的「禁區」，雙方公務晤談只好選擇華府大小飯店僻靜角落或餐廳， 私人俱樂部的隱密包廂，討論包括F-16V戰機、先進戰車、飛彈採購等要案。
        美方行政部門的一系列自我規定，直到 2018年川普政府時期逐步放寬。2021年1月由卸任在即的國務卿龐培歐(Michael Pompeo)宣布取消，指出「堅如磐石」(rock solid)的台美関係，不須也不應受到官僚體系的人為障礙束縛。龐卿這個遲來的決定總算鬆綁了四十多年的交往模式，饒具意義。
       多年來台美雙方都體認這些人為限制並非合理，早已不符實際情況，甚至陽奉陰違。但其中不乏官僚體系的惰性，「還沒壞就不必修」(If it ain't broken， don't fix it)，罔視許多實例早已打破了美方行政部門的框架，卻不願公開承認那一紙具文，寧可等待高層的指示解套。無論如何，超過四十年的束縛得以掙脫，還給台美交往的寬廣空間，「遲到總比不到好」(better late than never)!
       我方與美方不同機關互動交往，依議題屬性，對象涵蓋白宮、國家安全會議、國務院、國防部、財政部、商務部、貿易代表署，國土安全部、 衛生部、農業部、教育部、司法部、美國在台協會等，其中仍以國務院作為最主要的窗口。
國會
        台灣在美國國會兩院得到跨黨派支持，有口皆碑，外交圈莫不欽羨。參院總共一百位議員，每州各產生二位，「參院台灣連線」(Senate Taiwan Caucus)成員長年維持在三十位上下。眾院全部四百三十五位議員，依各州人口比例選出(加州最多，德州、佛州、紐約州次之)，「國會台灣連線」(Congressional Taiwan Caucus)成員約一百六十位左右，超過全數三分之一。兩院的台灣連線加總，成為國會類似性質最大的次級團體，大幅超越此前素享盛譽的以色列、日本連線，不啻為斷交四十多年來台灣在華府孜孜矻矻，辛苦耕耘的非凡成果，但從未鬆懈經營。
        國會全部五百多位參眾議員，分別基於黨派與個人理念、選區利益，對國際事務及美國外交政策各有立場或堅持。我方在華府人員隨時就個別或共同關切的議題，拜會、溝通或洽助， 不論晴雨風雪，長年奔波在國會山莊。我方與兩黨議員或助理平衡交往，避免偏倚一方，最具說服力的論述，即是台美共享的民主、法治、人權價值、多元公民社會及共同的安全經貿利益。對照北京一人獨裁、一黨專制黑箱體系、箝制言論、打壓香港民主、外資出走、迫害西藏新疆少數民族與宗教自由等行徑，台灣藉區隔品牌，更明顯突出在美國國會的正面圖像。
        國會處理台美關係的主要委員會，在聯邦參院包括軍事、外交、預算、商業科技交通委員會等，在聯邦眾院則為軍事、外交、歲入、情報、美中戰略競爭委員會等。我方與兩院領袖階層、大老級人物、資深助理等爭取 支持，長年不遺餘力，累積效益可觀，在國會已引為美談。

智庫
        華府擁有世界各國難以望其項背的資產，即專攻國安、外交、內政議題的政策智庫。他們既是腦力激盪的論壇，也是儲備、遴拔政治、政府人才的寶山。
        一般通稱華府四大智庫，乃自由派的「布魯金斯研究院」（Brookings Institution）、保守派的「傳統基金會」（The Heritage Foundation），中間偏左的「戰略暨國際研究中心」（Center for Strategic and International Studies, CSIS），中間偏右的「美國企業研究院」（American Enterprise Institute, AEI），分踞在華府政治核心的要衝。居間則有上百家標榜綜合性或特別領域的不同規模、字號大小智庫，各擅勝場，成為當地政治生態供應鏈的重要部分。
        不僅美方高層藉智庫場合宣示重要政策或試探輿論反應，各國政府與大使館莫不積極交往，作為與華府政策社區互動的平台。我方也不例外，除了派員應邀參與公開或閉門討論，也適時安排國內首長、重要政治人物到訪或透過視訊發表專題演講。在台美官方交往限制下，成為公開發聲與提高曝光率的重要場域，效果不俗。
        一家專注台灣議題與台美關係的「全球台灣研究中心」(Global Taiwan Institute, GTI)，在2016年秋天由台商黃文局偕台美兩地友人集資成立，幾年內在華府已漸漸打出名號，研究能量獨樹一幟，採取小本經營精緻路線，取得一席之地，難能可貴。
        華府智庫林立，加上全美各地不乏頗具影響力的研究機構，綜整包括較大型的「卡內基國際和平基金會」(Carnegie Endowment for International Peace)、「哈德遜研究院」(Hudson Institute)、「大西洋理事會」(The Atlantic Council)， 還有總部位在紐約的「外交關係協會」(Council on Foreign Relations)、加州的「蘭德公司」(RAND Corporation) 等。
        中小規模但經常關注台灣議題的智庫則有威爾遜中心(Woodrow Wilson Center for Scholars) 、史汀生中心 (Stimson Center)、新美國安全中心(Center for New American Security, CNAS)、約翰霍浦金斯大學高等國際研究學院(School of Advanced International Studies, SAIS)、喬治城大學外交學院(Edmund School of Foreign Service) 、喬治華盛頓大學艾略特國際事務學院(Elliott School of International Affairs) 、2049研究所等。此外，位在紐約的美國外交政策全國委員會(National Committee on American Foreign Policy, NCAFP)、亞洲協會 政策研究所(Asia Society Policy Institute, ASPI)、哈佛大學費正清中心 (John Fairbank Center for Chinese Studies)、史丹福大學胡佛研究所(The Hoover Institution)等，各具國內外影響力。
其他角色
         建構在共享價值與共同利益的台美關係，吾人的主觀努力，除了確保與華府的高度互信，務實交往，也必須發揮台灣的硬實力與軟實力強項，訴求最大化的利多與機會。如何繼續有效結合在美國的各方人脈與資源，深化與不同政治光譜的媒體、意見領袖、非政府組織及台美人社團的聯繫，都是努力的方向。
         長期以來我方和總部設在華府的理念相近利益團體、遊說組織，保持友好聯繫管道，適時為台灣發聲， 例如「保守派政治行動委員會」(CPAC)、「美國保守派聯盟」 (American Conservative Union, ACU)，自由派的「自由之家」(Freedom House)、「人權觀察協會」(Human Rights Watch) 等，溫和派的「美國民主基金會」 (National Endowment for Democracy) ，「祈禱早餐會」(National Prayer Breakfast)等皆是。
         全國性的大小遊說團體多不勝數，我方也精挑細選對象，例如「全國州檢察長協會」(NAAG)、「全國州務卿協會」(NASS)、「州政府協會」(CSG)、「州議員協會」(ALEC) 、「青年政治領袖協會」(ACYPL)等，借助他們的影響力，鼓勵在大型年會通過友台決議案或聯名致函白宮、國會，支持台美強化經貿鏈結與韌性、台灣參與WHO、信守「台灣關係法」的安全承諾等議題，洵為一股細水長流，不可低估的草根挺台力量。
         此外，華府一向就是美國國內和國際平面、電子媒體的兵家必爭之地，競逐激烈，網路媒體也不遑多讓，百家爭鳴。就台灣對美工作而言，如何掌握議題，奪得先機，在主流媒體或網路發酵，厥是一大考驗。經過再傳播並分送國會議員及智庫，政策團體參閱，引起討論，藉收文宣效益。後續再經過台灣的媒體即時轉載，讓國人進一步瞭解美國首府對台灣議題的輿情反映，亦是一大功能。
結語
         1979年以後的台美關係囿於主觀或客觀的約制，在實務運作上「正常化」不足，「正式化」闕如。在政策執行上，清晰中保持模糊，模糊中透露清晰，卻逐漸形塑一套務實交往的模式，維繫雙方關係的延續性、一致性與可預測性。
         雙方透過幾十年來的磨合、互信、零意外的洗鍊，基於共享價值與利益結合，打造了無庸置疑與無可動搖的夥伴關係，「不可斷、不能斷、不會斷」，從以往、當前到未來，在面臨各項考驗與挑戰的每個階段，皆可戮力掌握優勢與機遇，共創新猷！
(作者為2016至2020年駐美代表)